“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”出自苏轼所作的《思治论》一文，意思是向最难之处攻坚，追求最远大的目标。
公元1063年，苏轼任凤翔府判官。北宋立国已近百年，受困于冗员、冗兵、冗费等问题，国家长期积贫积弱，很难与北方的辽国抗衡。有感于此，苏轼以古为镜，写下了《思治论》。
所谓“治”是与“乱”相对而言的，即指社会安定、天下太平。如《荀子·天论》中说：“禹以治，桀以乱，治乱非天也。”意思是说禹凭借农作物按时生长、收获等条件使天下安定，而桀没有处理好这些条件使得天下混乱；天下“治”或“乱”不是由天，而是由人决定的。在先秦的儒家学说中，十分看重“人”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。随着汉代董仲舒所提出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为汉武帝所接受，儒家学说的影响力日益扩大，“治”一词在政治上的含义也越来越明确。如古代将政治清明、军事强盛、人民生活富足的社会称为“治世”。在苏轼生活的时代，无论从政治上，还是经济、军事上，国家与儒家伦理中的“治”都有较大差距，所以苏轼才有“思治”一说，表达了他对国家政治运行的整体构想。
展开剩余70%如何能达到“治”？苏轼认为核心在于改革。他首先提出了国家目前存在的三个最主要的问题，即“无财”“无兵”“无吏”，财政运行机制混乱、军队战斗力低下、官吏素质不高。国家虽多次变法图强，但“其始不立，其卒不成，惟其不成，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”。苏轼认为，在方法论上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两个，即“规摹先定”“所施专一”。首先，对改革应该有一个长远清晰且执行性高的规划，并且应该予以全盘考量；其次，针对改革中朝令夕改的问题，其解决方式在于由具有才干的专人负责，绝不能因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半途而废。
《思治论》中强调，“是故不可以无术”。“术”即技巧和方法。宋神宗登基以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，却以失败而告终，这与王安石变法中“术”的不善脱不开干系。对于复杂的情况，王安石没有考虑周全，看似理想的新法在实施阶段反而搞得一团糟。苏轼亦是反对者之一。在此之前已作出《思治论》的苏轼当然不是认为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老古董，而是苏轼观察到王安石的变法“求治太急”，过于激进，反而适得其反。他认为，“规摹”仓促“先定”，脱离实际；宋神宗在一片反对声中亦左右摇摆，政令亦无法“所施专一”。归根结底，王安石并没有一个令变法得以稳定进行的“术”。四面楚歌声中，王安石变法失败了。
在对旧制度、旧事物进行改造的同时难免触及一些人的利益，但社会在不断发展，没有任何一项政策能够永远与社会发展相适应，这是客观规律，因此在很多时候，改革势在必行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无数失败的改革都因改革的不彻底而失败，其原因大多在于改革者意志的不坚定。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，往往有人产生畏难情绪，敷衍了事，无法将政策落实，改革流于形式。苏轼在《思治论》中提出“凡人之情，一举而无功则疑，再则倦，三则去之矣”，意思是一般人如果没有一举成功则开始自我怀疑，再而倦怠，最后放弃。
对于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应如何解决，苏轼给出了他的见解，即“发之以勇，守之以专，达之以强”。以充分的勇气发起改革，以坚定的信念进行改革，以强大的勇气将改革进行到底。我们所熟知的“商鞅变法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秦国本为战国七雄中贫弱的西陲小国，在与东方诸国的竞争中落于下风。秦孝公即位后，重用商鞅，变法图强。当时的秦国旧贵族曾以“法古无过”为由阻挠，商鞅则用“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”予以反驳。后来，经过秦孝公与商鞅长时间的谋划，秦国在十数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变法。其中措施如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，改变由贵族管理地方的分封制。这些改革极大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，因而无论是在变法前还是变法中，在国内都遭到了很大的阻力，这就是“至难”。但秦孝公却“图其至远”，在改革中“其人专，其政一”，对商鞅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，保证政令的延续性，即使太子犯法也未予包庇，可见其变法图强的信念。秦国也逐渐成为战国中最强大的国家，为秦始皇时“奋六世之余烈”、一统天下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
改革历来都是艰难的，但改革也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。身为贯彻落实改革措施的改革实施者更应该将责任扛在肩上，坚定理想信念、提升思想境界，冲锋向前，敢于改革并善于改革。面临困难愈来愈多、愈来愈深的改革现状，是否能够“犯其至难”，坚定信心、凝聚力量，敢啃硬骨头，确保改革措施落地生根，决定着改革的成败，也决定着我国的发展能否“图其至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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